美國聯邦調查局要求蘋果公司解碼重大槍擊案兇嫌手機，以便追查兇嫌與恐怖攻擊的關連性，這項要求遭到蘋果的拒絕，在全球都引起了廣泛的討論，並進入了美國的司法審理程序。
認為蘋果應協助FBI的主要觀點，是認為此事涉及「國家安全」，而且兇嫌犯行重大且確鑿，是少數的「特例」，不至於危及一般使用者的隱私權與資訊安全，蘋果理應幫助國家打擊犯罪與可能的恐怖活動。
「特例」因與一般人距離遙遠（多數人根本無從想像自己會成為槍擊案的主角），人的天性總會讓我們覺得應該嚴懲「這些人」（高於正常的規格），以便維護「我們」的安全。此外，很多人也相信，政府沒事不會濫用這樣的特權與取得的資訊，我們的資訊也是安全的。
但我們不妨也來設想一下，導致許多人喪命的槍擊案惡行重大殆無疑義，但比方說，有人被懷疑在夜店藉女子酒醉，性侵並偷拍光碟，此舉在很多人心目中，可能也是人神共憤的惡行，手機公司是否該協助檢調單位解碼手機，看嫌疑犯所用手機有無該影片？騙走老人家一生積蓄的詐騙集團，其行徑也讓人非常憤慨，他們的手機，是否也該列「特例」的範疇？
依此類推下去，我們不難想像，任何的犯罪，國家都不難找出理由，指出其嚴重性，要通訊相關業者配合其偵防措施。一個真正的重大案件，國家會願意動員很多的資源，花很大的力氣來破案，不太可能經常為之，這比較可能是真正的「特例」與「個案」。以公權力要科技業者交出資料，或是協助解碼，是一件太過便宜行事的解決方案，就像魔戒有的致命吸引力，我們若只能信任執法者不會濫用這種權力的善心，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。
國家機構會不會濫用這樣的權力呢？讓我們回憶一下，在2013年的馬王政爭之際，曾有律師高涌誠依司法院通訊監聽統計推估，每年約有六百萬臺灣人曾被監聽，也就是包括襁褓中的嬰兒在內，每四個人就有一人被監聽。
這麼密集而寬廣的監聽，究竟有多少是「必要」的？有多少又是以犯罪偵防之名，卻是為了個人的目的，濫用了監聽的權力？這樣的比例雖無從統計，但我們也不難從六百萬這樣驚人的數字得到心證。
更何況我們別忘了，蘋果的手機面對的是全球市場，美國與臺灣好歹還是民主國家，對於權力的濫用還有一定程度的制衡。對於威權體制而言，蘋果若幫美國聯邦調查局解碼手機此例一開，威權政府更有理由堂而皇之的要求蘋果援例辦理，蘋果或其他科技公司也就更難拒絕這樣的要求，這對人權侵害的可能潛在影響難以估算。
科技公司的天職，就是讓用戶的資料得到最好的保護，而不是做相反的事。犯罪重不重大，加密的資訊應該怎破解，還是留給檢調機構來解決比較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