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2014年臺灣太陽花學運風起雲湧，抗議政府利用黑箱作業強行通過服貿協議之際，印尼也掀起了推翻政府賄選貪污的聲浪，2014年印尼雅加達聯合獨立記者組織（Independent Journalist Alliance Jakarta）和社會改革資訊實驗室（Laboratory for Social Change）合作利用資訊科技打造了公民之眼MataMassa平臺，集眾人之力來監督全國大選中充斥的賄選行為。
印尼在90年代末期迎來了民主政治，由於物價狂飆與匯率狂跌，在大學生主導的社會運動Reformasi、排華暴動中，結束了獨裁者Suharto的極權統治，但是在從專制轉型到民主國家的過程中，印尼也歷經了一連串的陣痛與轉型過程。
印尼雖然自1990年代末期開啟了民主直選，但政治還是由極權時代的舊勢力把持，持續到2014年，印尼具有軍人背景的總統候選人Prabowo Subianto，他與所屬的政黨仍然充斥著貪污、腐敗，在以金錢運作的政治中，2014年總統大選與國會議員選舉期間以金錢收買民心，甚至結合執法單位的警察與選舉相關人員等，公然在公共場所直接用金錢等賄賂選民。
在陽光普照的印尼，民主政治卻籠罩著層層黑霧，2014年一群記者和具備資訊技術能力的公民決定挺身撥開雲霧，聯合印尼人民利用資訊科技來找回屬於印尼人的光明與尊嚴。
印尼公民之眼平臺收集到許多人民上傳的政府賄選事證，包括訊息與照片等，其中包括政府公然發錢買票、違反選舉程序開啟投票箱，與透過發放物品來買票等。
鼓勵人民上傳政府賄選事證
他們聯手成立了公民之眼MataMassa平臺，鼓勵人民在選舉期間，當發現候選人賄選與暴力等違法事件，可以用各種方式將違法事證傳送到此平臺，包括SMS訊息、電子郵件、照片等，並需要標註賄選行為的時間與地點等資料，來監控選舉過程，之後再藉由社群媒體揭露賄選事證，來引起人民的關注與討論，進而影響人民的投票行為。
而公民之眼平臺運作的流程為，首先人民透過公民之眼App與網站上傳政府賄選事證的SMS訊息、電子郵件與照片。再來，公民之眼平臺的工作人員會加以檢驗資料的完整度，而記者也會確認資料的正確性，在確認訊息的正確性後，就會在網站與App中公布賄選事證。
印尼軟體工程師Nanang Syaifudin從頭參與打造了公民之眼MataMassa，他說，在由人民上傳的政府違法事證中，涵蓋了政府公然發錢買票、違反選舉程序開啟投票箱，與透過發放物品來買票等。
印尼公民之眼平臺供民眾利用App上傳政府賄選事證，民眾在上傳政府賄選的事證時，此平臺也會同時用定位系統來標示民眾上傳照片的所在地。
Nanang Syaifudin表示，雖然公民之眼平臺上公開了上千個政黨賄選事證，但是卻不會受到來自公權力嚴厲的懲罰。不過，公民之眼轉而透過社群媒體公布政府違法的事證，透過輿論的力量對政治人物施加壓力。
對此，甚至有候選人在輿論壓力下選擇退出選舉，且所屬政黨也選擇與之切割並劃清界線。另外，他也說，曾經有選民表示，即使收了某政黨的賄選金或物品，也不會投票給政府。
2014年印尼全國選舉期間，公民之眼平臺接收到1,853則政黨賄選事證，包含訊息、照片等，其中78%來自桌上型電腦，手機則為22%。
而以手機平臺來看，來自於Android平臺的訊息有1,036則，iOS為154則，黑莓也有154則。最後，經由核對訊息完整度如時間與地點是否完整後，發布了1,596則違規的訊息。
不過，由於印尼是世界上擁有最多島嶼的國家，擁有高達17,508個島嶼，其中有很多離島缺乏網路設備，並非每一個島嶼都如首都雅加達一樣，具有網路連線的設備與能力，Nanang Syaifudin也說，在推動公民之眼遇到最大的困難為，2014年時，仍然只有少數居住在印尼的人民具備智慧型手機而使用App，導致使用公民之眼App的人仍然比較局限在城市地區，難以擴展到全國。
不僅如此，公民之眼團隊也遭受到政府、政黨與黑道等的壓力，Nanang Syaifudin表示，雖然公民之眼曾經收到來自政黨等機構的威脅，但由於網路匿名性，至少可以保護上傳政黨賄選事證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，也就是透過科技的力量，喚醒了更多人關注政府賄選問題，使得民主議題在印尼不斷高漲，進而提升了民主的價值。
印尼公民之眼平臺接收到的政黨賄選事證中78%來自於桌上型電腦，手機則為22%。而手機平臺包括Android、iOS與黑莓。最後，經由核對訊息完整度如時間與地點是否完整後，發布了1,596則違規的訊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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